摘要：國門學校是我國教育發展的重要戰略內容之一，作為兼具教育屬性與國家戰略功能的特殊教育載體，既是展示國家教育發展水平與文化軟實力的“國家名片”，同時承擔“守國門”的重要職能。從政策演進邏輯來看，國門學校建設嵌入國家邊境治理與教育發展的宏觀戰略框架之內，在空間分布上形成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沿陸地邊境線延伸的格局；在結構形態上以基礎教育為主體、中等職業教育逐步擴容的層級結構。面向未來國門學校的發展，需進一步完善動態資源供給機制，構建產教融合育人模式，利用數字賦能，破解邊境地區國門學校質量提升瓶頸，實現國門學校教育功能與國家戰略職能的協同增效。

關鍵詞：國門學校；教育功能；國家戰略；數字賦能

早在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在印發的《興邊富民行動“十一五”規劃》中就明確提出，要“實施農村中小學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國門學校建設工程”。這是國門學校建設正式納入國家政策視野，成為興邊富民行動在教育領域的重要舉措。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在邊境縣（團場）建設100所‘國門學校’”。2025年4月，中央周邊工作會議舉行，提出倡導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同周邊國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強各領域交流，共同維護和平穩定。這一會議精神為邊境地區發展提供了宏觀戰略指引，也推動了國門學校的功能拓展，使國門學校不僅成為邊疆教育服務的供給主體，更成為服務周邊合作、促進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2025年7月，教育部召開邊境地區基礎教育發展工作推進會，調研考察邊境地區基礎教育發展情況，交流研討提升邊境地區教育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因地制宜辦好“國門學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路徑。國門學校建設從國家頂層設計向地方具體實踐轉化的深化，體現了政策實施層面從 “規劃部署”到“路徑探索”的推進邏輯，進一步強化了國門學校在邊疆教育高質量發展與國家周邊戰略落地中的銜接作用。

在國家戰略的引領下，各邊境地區的省、自治區積極落實，形成政策響應的協同機制。廣西壯族自治區2022年印發《邊境地區教育提升工程實施方案》，提出重點加強80所國門學校建設，力爭2026年實現邊境8縣（市、區）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先行；內蒙古自治區2023年爭取中央教育特殊補助資金4047萬元用于國門學校建設，共支持包頭市、呼倫貝爾市、興安盟等9個盟市20個邊境旗縣近80個國門學校建設；[1]云南省遴選出50所示范性國門學校進行重點打造，推動國門學校建設從國家戰略向區域實踐轉化。作為邊境地區教育發展的核心樞紐，國門學校的建設直接服務于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國家目標；同時，依托其在邊境社區的文化凝聚與社會整合功能，成為維護邊防安全、鞏固邊境治理的基礎性力量。因此，加強對國門學校的研究，對促進邊境地區教育發展、教育強國建設、國家安全穩定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國國門學校建設的規模結構特征

空間特征：沿邊集聚與差異化發展。我國國門學校的空間布局深度契合國家邊疆治理戰略，呈現出鮮明的邊境貼近性的特征。其地理分布以縣域為基本單元，形成沿陸地邊境線延伸、輻射0—3 公里范圍的帶狀網絡體系，這一布局形態與我國陸疆地理架構形成緊密依附關系。

從宏觀分布來看，國門學校廣泛分布于我國9個陸疆省區，覆蓋與14個鄰國接壤的邊境地帶，整體構成包含90余所國門大學與6300余所國門中小學的層級化教育網絡。[2]其中，云南省以1252所的數量規模成為國門學校分布最密集的區域，覆蓋在校學生64.06萬人，其高校國際學生規模達1372人（南亞東南亞國家留學生占99.6%），凸顯其跨境教育輻射的突出地位。[3]廣西與內蒙古緊隨其后。從國門學校的空間分布格局來看，目前國門學校的分布是邊境地理特征、人口結構與國家戰略共同作用的結果，受多重因素協同影響：一是邊境線長度與跨境民族人口規模，二者與國門學校分布密度呈正相關關系，構成基礎性影響變量；二是區域人口密度差異；三是受外交需求與區域發展戰略因素的影響，推動重點區域國門學校的集約化建設，使國門學校的建設形成與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相匹配的空間布局。

層級特征：以基礎教育為主體，中等職業教育逐步擴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基礎教育：規模擴大與質量攻堅并行。近幾年，國家和各地政府通過強化專項投入機制，統籌中央、自治區及縣級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部門資金項目，優先向國門學校傾斜配置資源，重點支持邊境0—3公里范圍內中小學及幼兒園的達標建設。在師資建設方面，“國培”“區培”等培訓項目向國門學校優先覆蓋；在硬件設施方面，通過完善基本生活設施、附屬設施及配齊配足教育教學設備，系統提升辦學條件，保證邊境地區學校原則上不撤并，抵邊自然村教學點及幼兒園實行“應設盡設、應建盡建”的配置標準，以保障教育服務的全域覆蓋，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以離越南較近的廣西百色市那坡縣為例，2024年該縣共恢復8個邊境教學點，招收學生325人，共設置22個教學班，給予在邊境0—3公里范圍內幼兒園就讀學生每人每天5元補助，進一步提高抵邊兒童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同時，那坡縣政府統籌14個項目2872.6萬元投入那坡高中、百都鄉初級中學等10所國門學校的建設，用以完善學校基礎設施，改善校園風貌，提升“國門學校”辦學條件和形象，體現了國家在普及義務教育、保障邊境地區適齡兒童“有學上”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等職業教育：對接產業需求定向擴容。在中等職業教育層面，各邊境地區省、自治區政府致力于以產業需求為錨點，聚焦旅游服務、現代農業、民族工藝等邊境地區優勢產業領域，通過新建或改擴建職教中心、增設契合地方經濟特征的專業集群、擴大招生規模等系統性舉措，構建起技能型人才培養的支撐體系，使職業教育資源與邊境區域發展需求實現動態適配。這種定向化的發展策略，既確保了職業教育與區域產業的精準對接，又為地方產業升級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保障。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印發《廣西邊境地區教育提升工程實施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支持邊境地區職業學校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興專業，旨在通過專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升職業教育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能力與文化傳承的功能，進而打造具有邊境特色的職業教育品牌與國門形象。

國際招生：作為區域跨境教育交互網絡樞紐。部分國門學校在承擔國內教育任務之余，還具備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這一功能使其超越了單一的本土教育載體屬性，成為跨境教育輻射的重要樞紐。從空間分布來看，此類具有國際招生資質的國門學校主要集中于云南、廣西等邊境省份。這類省份依托其與周邊國家接壤的地理優勢，形成了區域性的跨境教育交互網絡。以云南省瑞麗市第五民族中學為例，該校作為云南省首批示范性國門學校，其生源構成呈現顯著的多元性，包括涵蓋本地5個世居少數民族、漢族及緬籍華僑學生，服務范圍覆蓋片區內全部義務教育階段初中適齡學生，包括畹町戶籍人口、緬籍人員及外來經商、務工人員子女。[4]在招生規劃上，該校2025年秋季學期計劃招收6個國內教學班（330 人），同時設置2個普通高中外國籍教學班（110人），面向市內外招生，體現了對跨境教育需求的系統性回應。從功能本質來看，國門學校的國際學生招收與跨境教育合作，既是邊境地區人口流動與經濟交往的教育響應，也是國家對外開放戰略在教育領域的微觀實踐，目的在于為邊境區域的和平穩定與共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國門學校發展中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資源配置與空間分布的結構性適配度要提高。國門學校的空間分布受邊境地理特征、人口結構與國家戰略多重因素交織影響，導致資源配置與人口密度分布存在適配度不高的問題。一方面，在人口稀疏的偏遠邊境地帶，國門學校表現為極端小規模形態，部分學校在校生僅 1—2 人；而在人口相對集中的聚居區域，“大班額”問題則比較突出。例如，廣西某邊境縣域小學、初中大班額占比分別為33.5%與59.3%，師資與設施長期超負荷運轉；另一方面，邊境人口流動的不穩定性對靜態學校布局構成挑戰，傳統“固定設點”模式難以應對學齡人口規模、分布的動態變化，易導致資源閑置或供給不足，加劇了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性浪費。

教育層級結構的不平衡與功能協同不足。國門學校教育層級結構存在顯著的不平衡與不充分問題，制約了教育功能的協同發揮。其一，基礎教育質量提升與規模擴張協同性不足：雖實現“有學上” 的覆蓋目標，但偏遠地區師資水平、課程質量與內地差距明顯，邊境地區“上好學”的需求還有不足，規模擴張與質量攻堅未能形成有效聯動。其二，中等職業教育與產業升級對接精度欠缺：盡管職業教育逐步擴容，但專業設置與邊境特色產業的適配性仍需加強，人才培養與企業需求存在錯位，未能充分發揮服務地方經濟的功能。其三，“引才難、留才難”問題突出，國門學校地處偏遠邊境，地理環境復雜、生活條件有限，對人才吸引力弱；邊境地區產業基礎薄弱、科研資源匱乏，難以滿足人才職業發展需求，導致人才流失率高，加劇了教育薄弱現狀，制約其戰略功能發揮。

數字化賦能不足制約教育質量提升。數字技術為邊境地區國門學校打破發展桎梏、實現教育質量跨越式提升提供了支撐，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邊境學校師資短缺、課程體系單一等結構性短板。然而，當前邊境地區國門學校數字化建設仍面臨一些困境，在硬件、軟件與應用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加上跨區域跨部門協同機制不健全、資源整合不足導致重復投入、部分設備因缺乏維護而閑置等，制約了數字化對教育質量提升的作用。

推動國門學校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構建動態資源供給機制，優化空間配置與教育生態。針對資源配置與空間分布的適配難題，需建立彈性化、精準化的資源供給體系。一是構建“核心校—節點校—教學點”三級網絡。以鄉鎮核心校統籌課程研發與教師培訓，抵邊村節點校靈活調配資源，哨所教學點覆蓋邊境末梢，通過信息技術實現優質資源共享，保障國家課程剛性落實與教育服務全域覆蓋。二是實施人口流動導向的彈性布局。基于人口遷移數據實時分析，動態調整學校規模——人口流入區通過節點校擴容、教學點升級增強承載力，人口流出區依托核心校統籌資源實現跨區域共享，避免資源閑置。三是建立精準化資金投入機制。采用“基礎定額+浮動系數”分配方式，以人口密度、邊境線距離、跨境流動規模為參數動態調整投入，兼顧偏遠地區底線公平與集中區域資源效能，破解靜態布局的結構性矛盾。

深化產教融合，完善教育層級協同發展。以產教融合為抓手，破解教育層級不平衡問題，強化各層級功能協同。一是推動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深度耦合。聚焦跨境貿易、民族工藝等邊境特色產業，構建“專業設置與產業動態匹配、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同步”的培養模式，吸納邊貿企業、跨境合作社參與課程開發，實現職業教育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引領產業發展的升級。二是強化高等教育資源傾斜與特色建構。推動高等教育資源向邊境地區戰略性傾斜，支持建立服務邊境發展的專門機構；引導國門高校聚焦跨境教育、邊疆治理等領域，設立“國門學術共同體”，通過“短期引才+本土育才”雙軌模式破解人才困境，釋放其創新引領功能。三是構建教育層級縱向貫通機制。探索“中職—高職—應用型本科”一體化升學通道，通過學分互認、技能等級銜接實現有序遞進，形成職業教育服務產業、高等教育引領發展的協同生態，破解其留才難、引才難的問題。

數字賦能邊境地區國門學校高質量發展。要提升國門學校的教育質量，需充分發揮其數字化的效能。在硬件設施優化方面，繼續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支持。當前，部分邊境省份已將國門學校的網絡建設納入重點民生工程，并制定了專項規劃，明確建設目標與時間節點。后續可繼續強化對該方面的專項支持，可建立跨區域、跨部門的數字化建設協同推進機制。由政府牽頭成立專項協調小組，明確教育、財政、信息技術等部門在邊境國門學校數字化建設中的職責分工，定期召開協調會議，統籌資源配置，結合學校實際需求制定設備更新標準與周期，對老化設備及時更換，對短缺設備按需補充，保障常態化數字化教學的硬件支撐。在軟件資源建設上，要推進資源的針對性開發與本土化適配。教育部門可牽頭成立邊境地區數字教育資源研發專項小組，吸納教育專家、一線教師及民族文化學者等參與，結合邊境學生基礎學情，對引入的外部資源進行篩選與改編，調整內容難度與教學進度；同時，聚焦邊境安全等特色領域，開發系列本土化數字教育資源，并納入區域教育資源共享平臺，提升資源與邊境學校教育教學的適配性。在資源利用能力提升方面，構建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培養體系，將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培訓納入邊境地區教師繼續教育必修內容，依托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設計分層分類的培訓課程，從基礎操作到深度應用逐步提升教師能力，以提升教師對信息化資源的使用效率，充分發揮數字化技術在實現教育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內蒙古：爭取中央資金4047萬元，支持近80個國門學校建設[EB/OL].（2023-11-01）[2025-08-10].https://www.nmg.gov.cn/zwyw/

gzdt/bmdt/202310/t20231031_2402569.html.

[2]段從宇. 在多元實踐中探尋理論統一：國門學校概念內涵及基本特征論略 [J].學術探索，2025（08）.

[3]云南：建好“國門學校”推動邊境地區教育質效雙提升[EB/OL].（2025-03-27）[2025-07-06].https://mzzj.yn.gov.cn/html/2025/jichulao_0327/4058636.html.

[4]瑞麗市第五民族中學學校簡介[EB/OL].（2023-12-08）[2025-07-08].https://www.rl.gov.cn/wdz/Web/_F0_0_5M0LAXSD2B3029728DDF 4495BA.htm.

（王志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戰略與宏觀政策研究所博士后；王穎穎，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綜合處處長；吳霓，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戰略與宏觀政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 本文系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委托項目“民族地區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教育情況專題研究分析”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吳紹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