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綜合國力競爭的本質已深刻演變為教育之爭、科技之爭、人才之爭。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進一步部署“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為“十五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一段時間做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一系列重大戰略安排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內在貫通、相互支撐的有機統一關系，標志著我國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也將加快我國“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的步伐。

著眼國際國內發展形勢，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教育是基礎，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根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內在一致、相互支撐。要增強系統觀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完善科教協同育人機制，加快培養造就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型人才隊伍。不久前，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并將“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作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舉措。這是新時期國家著眼世界發展大勢，結合國家發展需求及中長期戰略目標作出的重要部署。

從國際形勢來看，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技術等前沿技術集中涌現并引發鏈式變革，科技向產業轉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深刻重塑全球產業格局與發展秩序。誰能在科技創新上搶占先機，誰就能掌握發展主動權和規則制定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占據優勢。同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科技領域已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和最前沿，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卡脖子”問題直接影響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與國家整體發展利益。只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才能從根本上筑牢國家發展安全屏障，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從國內發展需求與戰略目標來看，我國經濟目前雖已取得長足進步，但傳統發展模式面臨困境和轉型需求，傳統產業“大而不強”，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全要素生產率亟待提升。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也明確把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新發展階段強調的新質生產力，本質上也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的先進生產力。以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既能推動傳統產業實現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升級，又能培育壯大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推動經濟發展轉向集約型、內涵式模式，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續動力。

綜上，在新一輪工業革命縱深推進的關鍵節點，科技實力已成為決定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變量，培育新時代需要的新型科創人才也已成為我國新發展階段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導向。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布局，建立與時俱進、動態適配的教育科技人才體系，系統性培育新時代創新型人才，不僅是破解科技發展瓶頸的迫切需要，也是夯實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根基、發展新質生產力、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的關鍵支撐。

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和人才中心

圍繞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建議》提出“建立健全一體推進的協調機制，強化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促進科技自主創新和人才自主培養良性互動，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該決策部署和目標反映了我國長期以來在教育、科技、人才領域存在協調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制約了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提升，在國際競爭中也有待進一步增強教育和人才吸引力。

全球化智庫（CCG）長期關注國際人才相關議題，由CCG發起成立的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在2025全球人才峰會上發布了《2025年全球人才流動趨勢與發展報告》。報告指出，在人才競爭力方面，美國仍居首位，韓國、瑞典、日本、中國緊隨其后，體現世界人才中心從歐美向亞洲擴散的趨勢。同時，中國在人才規模（排名首位）和人才環境（排名第二）指標上優勢顯著，但人才質量（第30位）、人才投入（第28位）、人才效能（第25位）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間，其主要受人口基數大、高層次人才相對不足及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等因素影響。

報告顯示，全球人才流動呈規模擴張、流向多元等特征，但核心趨勢仍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美國是最大目的地國，印度、中國是主要來源國。隨著國際人才競爭越發激烈，高精尖技術戰略科技人才已成為決定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變量，全球主要國家近年來紛紛調整人才政策。例如，美國拜登政府拓寬STEM學科范圍，放寬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則加強簽證審查與雇主合規審查；韓國推出“留學生教育競爭力提升方案”，放寬簽證與就業限制，設立高技術人才專屬簽證；瑞典構建“靈活引進、高質量留用”的分層移民體系；日本新增特定技能簽證，加強創業與戰略領域人才引進；德國通過《技術移民法》及后續修訂，放寬非歐盟籍技術人士移民限制。對此，我國積極探索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如增設青年科技人才“K字簽證”，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完善留學人才回國服務體系等舉措，一系列舉措將為提升國際人才吸引力、便利國際人才來華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目前，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達2.5億，整體水平進入世界第一方陣，教育對外開放格局持續升級。“十四五”時期，我國研發經費投入持續加大，2024年全社會研發投入突破3.6萬億元，不僅超越歐盟國家平均水平，較2020年更實現48%的大幅增長；研發人員數量持續高速增長，從2021年的47.2萬人年增長到2023年的57.5萬人年，總量穩居全球榜首，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數量與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5年領跑世界；國家綜合創新能力排名也從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這些實打實的成就，共同構成了我國發展教育科技人才事業的堅實基礎。

總體來說，相較美歐等發達國家，我國在國際人才吸引力及制度體系建設上仍有待提升，在基礎研究原創能力、高端人才供給質量、教育科技協同機制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但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實則具有堅實基礎與巨大潛力。未來，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將更好發揮我國人力資本富集、科研投入強勁、政策協同發力的綜合優勢，并在進一步開放發展中推動我國在全球創新網絡中持續提升話語權，從而將我國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

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策略建議

“十五五”期間，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將我國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需要充分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對內以系統性改革打破體制機制壁壘，顯著增強內生活力與動力，對外以高水平開放匯聚全球創新資源，進一步推動教育對外開放，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不斷提升國際人才吸引力。這一過程不僅是硬實力的提升，更是軟實力的增強。對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構建跨域統籌協同機制，發揮各界合力培養創新型及國際化人才。

一是強化頂層設計，在中央層面設立教育科技人才專項協調機制，建立多部門常態化聯席會議制度，同步編制三大領域發展規劃與專項實施方案，確保政策制定、資源布局、任務推進協調一致，避免各自為戰。二是統籌財政科研資金、大型科教基礎設施等核心資源，建立跨領域共享機制，推動高校科研平臺向企業開放、企業創新需求融入高校課程體系，同時銜接區域協調、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實現資源與需求精準匹配。三是深化評價機制改革，破除“五唯”，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聯動評估體系，將人才培養質量、科技攻關成效、成果轉化貢獻納入統一評估框架，建立指標互認、結果互用機制。四是拓展協同育人載體，推動高校與領軍企業共建市域產教聯合體，鼓勵企業優秀人才參與院校教學，將重大科技項目作為人才“練兵場”，推廣貫通式培養模式，同時設立專項計劃支持特殊領域優秀人才成長，為創新型人才開辟多元化成長通道。五是注重培養與“四大全球倡議”相關、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交往能力的國際化人才，為我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國家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進一步助力企業“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撐。

第二，做好國際人才工作，提高國際人才吸引力及全球人才治理話語權。

進一步完善我國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探索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一是抓住STEM專業人才回流的機遇，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經驗，試點開通在海外直接申請高技術人才移民的渠道，為有意來華發展的外籍高科技人才，尤其是華裔STEM專業人才申請永久居留和長期居留提供便利。二是完善高技術人才移民的準入制度，推動人才技能評估客觀化，探索依據技能水平申請出入境和移民證件。三是進一步完善我國永久居留制度，對STEM領域及新質生產力創新人才給予更多的政策傾斜與便利。四是在充分試點與實踐基礎上，借鑒國際經驗，加快研制《高技術人才移民法》，推動高技術人才移民引進與管理科學化、法治化。

重視引進國際人才，吸引中國海外AI人才等國際科技人才來華發展。AI人才是未來國際人才競爭的核心焦點與戰略制高點，對于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升級、維護國家安全等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數據顯示，2019年-2024年間，美國企業或頂級研究機構中的AI人才，中國人占比從27%增長到超過46%，而美國本土人才約20%左右。“十五五”時期，我國可在注重培育本土AI人才的同時，加大吸引海外AI人才回國發展，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生態，不斷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競爭格局下的中國力量。此外，要多位一體用好“K字簽證”，統籌政府、企業、科技園區、高校及智庫等資源優勢，為包括海外AI人才在內的國際青年科技人才來華考察交流提供平臺和渠道。

發揮國際人才組織作用，加強與國際組織交流合作及全球人才治理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當前，全球治理機制在應對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競爭方面存在局限性，全球人才流動領域的監管存在不足，從長遠看可能引發惡性競爭、人才使用效率低下等問題，進而對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我國在以高水平開放推動人才流動的同時，可加強全球人才治理話語權與敘事體系建設。一是促進高層次的移民對話與交流，以加速國際技術移民治理的協同發展。二是深化與技術移民及人才流動領域國際專業機構的合作，拓展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尤其是在學歷認證、職業資格及技能評估等方面，借力國際專業資源，增強在國際人才流動規范制定中的影響力。三是發揮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等組織作用，聚合國際資源，打造互聯互通的合作平臺，為人才流動與合作提供公共產品，促進國際人才有序流動。

第三，加強教育國際合作，完善留學服務與保障，推動海外國際學校建設。

系統支持出國留學，構建全方位服務與保障體系。一是堅定貫徹“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留學工作方針，正確認識留學人員在推動科技創新、文明互鑒和深化改革中的獨特價值，營造尊重國際化人才、鼓勵跨文化成長的社會氛圍。二是構建留學人員回國發展綜合服務體系，完善“國家留學人才就業服務平臺”功能，提供精準就業指導與職業規劃服務。建立用人單位常態化對接機制，打破信息壁壘，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健全留學人員回國工作落戶、子女入學等配套政策，暢通人才回流與發展通道。三是拓展多元國際合作路徑，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歐洲等政策友好地區深化教育合作，擴大交換生規模與獎學金覆蓋面，共建聯合實驗室。開發“國內+海外”分段培養等混合式學習路徑，簽署雙邊學分互認協議，為學生提供多樣化、低風險的國際化成長通道。

大力發展來華留學事業，吸引全球優秀青年來華留學。一是實施精準主動的全球招生戰略，通過組團境外參展、設立海外招生辦事處、強化校友網絡建設鞏固傳統生源市場并重點拓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生源，鼓勵高校結合地緣特色開展區域化精準招生。二是構建覆蓋全過程的培養與評價體系，建立對標國際的來華留學入學考試體系，實行差異化錄取評價標準，完善涵蓋多維度的質量評價與認證體系，并將就業質量納入高校評估。三是建設高水平國際化師資隊伍，引進優質國際人才，優化外籍專家引進機制與服務保障，試點設立國際學生輔導員崗位。四是創設深度融合的國際化校園環境，打破中外學生管理壁壘，增設英文授課課程，推動中外學生聯合開展各類活動。

推動中國海外國際學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國際認可的海外國際學校體系。一是構建海外中國國際學校建設和協調機制，在專項資金方面給予支持，建立長效機制，共同推進海外國際學校建設，有效指導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二是盡快出臺建設海外中國國際學校的指導意見或法律法規，為開展海外學校辦學工作提供明確的依據和指導。三是發動多方力量，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國現有的國際教育資源，鼓勵各類在華國際學校“走出去”辦學，支持海外2萬多所華校轉型，拓寬中外合作辦學形式，爭取當地政府或民間力量的資助。四是加強教師、教材、教法資源籌備，鼓勵國內師范類院校開設海外國際學校需要的各類教師培養項目，開發兼顧中國特色、地方特色和全球性的課程及教材，創新教學方法。（作者 王輝耀系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