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在法國，“心理健康”從一個相對邊緣的議題，走到了國家公共政策的中心。2025年，法國政府將“心理健康”確立為“年度國家大事業”，發起“讓我們談心理健康”全國行動，把心理健康納入國家治理視野，其背后有著許多考量，相關政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探尋隱憂：青少年心理危機的多重因素

　　法國公共衛生署等機構的數據顯示，14%的法國初中生和15%的法國高中生面臨顯著抑郁風險；部分中學生每周都會出現心理或軀體不適癥狀，如入睡困難、緊張、易怒或背痛；精神類藥物使用量持續攀升，2023年青少年此類藥物的報銷金額較2019年增加18%。與此同時，數字環境成為壓力放大器。調查指出，15—25歲群體中38%自認為手機成癮，34%認為與手機的關系“負面”或“有毒”。這些數據表明，青少年心理問題并非個別現象，而是多重因素交織下的社會危機。

　　首先，家庭和社會經濟壓力構成基礎性挑戰。經濟不穩定直接沖擊青少年的安全感。近年來，法國貧困兒童比例持續上升，許多家庭面臨失業、非正式就業和住房壓力。父母因生存壓力而情緒緊繃，導致家庭關系緊張，削弱了家庭本應提供的情感支持功能。

　　其次，教育系統的競爭機制和支持不足形成結構性矛盾。法國學制早期分流和高中階段的升學壓力，使學業競爭日益低齡化，讓處于弱勢條件的學生更容易產生自我否定感。校園欺凌和網絡霸凌的疊加，使一些學生同時在現實和虛擬空間中被排斥。2025年法國“學校健康大會”披露，初一學生心理篩查覆蓋率長期偏低，許多學校缺乏專職校醫或心理教師，心理健康體系存在短板。

　　最后，數字生活和全球不確定性催生焦慮。過度接觸電子屏幕會影響青少年發育和行為，甚至引發心理脆弱性和自我價值懷疑。氣候危機、國際沖突等宏觀議題通過媒體持續放大，加劇了青少年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出現所謂“躺平”或“成長恐懼”的情緒，誘發在風險社會中的無力感。

　　校園先行：將心理健康嵌入日常教育

　　危機之下，法國意識到，不能將青少年心理健康視作醫療系統的“專屬任務”，學校教育應主動扮演好從識別、預防到聯動救助的多重角色。

　　一是推出“健康教育路徑”項目，將心理健康寫進學校“任務書”。法國國民教育部要求從幼兒園至高中的所有學校，在心理健康和心理社會能力教育課程、校園生活、個體支持三條主線上，系統推進學生健康預防和心靈保護工作，強調在不同學段、不同學科之間形成有機銜接，如在生命科學教育課上加入睡眠和壓力管理等內容，在公民教育課上探討情緒表達和沖突解決，利用班會和項目式學習培養學生同理心和合作能力等。

　　二是將反霸凌工作制度化，作為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抓手。自2022年起，法國推行反霸凌項目“燈塔”，要求中小學建立固定的反霸凌工作小組，定期開展學生問卷調查和宣傳活動，并設立學生同伴大使，以便與法國國民教育部設立的反霸凌熱線對接。這些制度化安排，讓“看見問題、識別問題、啟動干預”成為學校的剛性職責，不再依賴于個別教師。

　　三是嘗試構建多專業協作的校園健康團隊。法國部分地區推動建立“健康—福祉資源中心”，配置心理學家、醫護人員、社工、特殊教育顧問等，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持。還有些地區組建了“多專業流動團隊”，走進校園開展集體活動和危機干預，并與當地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對接。

　　校外接力：打造學校—社區連續支持網

　　法國在教育系統之外同樣織起一張面向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支撐網絡。

　　一方面，開通心理咨詢國家熱線和服務平臺。法國提供面向青少年的全天候匿名免費心理咨詢服務，形式涵蓋電話、在線聊天、問答和論壇等，由專業人員值守并通過學校健康團隊宣傳。“青少年之家”為11—25歲青少年及其家長提供一站式信息、心理和社會支持服務，免費或象征性地收取較低費用。

　　另一方面，借助網絡加強心理健康知識普及。法國政府與公益組織合作，共同運營心理健康專題網站、公共教育平臺，通過科普動畫短片和自測工具，用貼近青少年語言的方式介紹壓力管理、求助途徑等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心理健康話題的敏感度和“羞恥感”。

　　生態轉向：從“防問題”走向“改環境”

　　整體來看，在一系列政策舉措影響下，法國青少年求助行為增多，學校早期識別和預防作用增強。但法國還面臨著兒童精神科醫生和校醫短缺、政策難以落地等問題，必須從構建“服務體系”轉向營造健康的“社會生態”。

　　一是從“項目式活動”轉向“路徑式統籌”。將心理健康視為貫穿全學段的成長任務，而不是零散講座或主題班會的疊加。二是將反霸凌納入心理健康治理制度體系。三是探索建立“青少年一站式支持中心”，打通教育、衛生和社會服務部門的壁壘。單一部門難以應對復雜困境，需通過空間和機制創新，將多部門資源整合到青少年“看得見、找得到”的入口中。四是完善面向青少年的專業熱線和數字平臺。在現有心理援助熱線的基礎上，利用青少年熟悉的數字媒介，建設權威可信的線上平臺，進一步提供自助測評、科普課程和匿名咨詢等服務，既要易于訪問，也要有嚴格的隱私保護和專業規范。五是讓青少年在政策設計中“發出聲音”。通過建立學生座談會、問卷調查、學生代表參與等機制，使青少年從“被服務對象”轉變為政策制定的參與者、改進者，從而提升政策的針對性和接受度。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張夢琦系該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4年度專項課題［AHBA24561］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6年04月16日 第10版